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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調研
來源:省高院發布日期:2017-12-18瀏覽次數:字號:[ ]

【內容提要】

完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201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對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和戰略安排。知識產權保護是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產權糾紛的多元化解決則是實現國家知識產權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浙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豐碩的成果,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在浙江也多有創新,總結浙江法院在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領域的實踐經驗,對這一機制的進一步創新和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本調研從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特點入手,在介紹國內外,尤其是浙江法院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構建一個協調統一、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努力形成知識產權保護合力,達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本調研共分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從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特點入手,介紹了我國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基本概況,并提出了構建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總體方案。知識產權爭議中利益的廣泛性、糾紛的廣泛性、權利的易逝性及其市場價值要求糾紛解決方式應具有多元性、專業性、時效性以及保密性的特點。雖然我國現階段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出現了不惟訴訟,形式多元的發展趨勢,但是大部分權利人對于訴訟外解決爭議機制仍缺乏客觀全面的認識,加上訴訟外爭議解決機制自身還不成熟、不完善,導致當事人難以選擇符合其利益需求的最佳爭議解決方式。因此,需要厘清各種爭議解決方式之間的關系,堅持效率性、專業性、保密性、市場導向性的原則,構建一個協調統一、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努力達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部分主要介紹了境外知識產權多元化解機制。現代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被稱為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機制,即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是替代傳統法院訴訟模式的糾紛化解體系,繼而在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逐漸推廣。本文在對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歐洲、日本、國際知識產權組織等多種ADR模式進行分析歸類的基礎上,介紹了境外法院附設ADR、行政機構ADR、民間調解機構ADR以及國際組織ADR的發展情況,以資為我國建立相應機制提供借鑒。

第三部分著重介紹了浙江法院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實踐。我國歷來強調無訟理念并注重民間調解,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發展在我國具有天然的文化優勢,和諧社會的提出更為這一機制的發展提供了長足的發展空間。浙江法院結合地方特色,從2011年起就開始探索建立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尤其在近兩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創新舉措,在義烏、寧波等地設立知識產權第三方平臺,取得了顯著成果,形成了改革前的單項訴調對接與改革后的綜合保護平臺并存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浙江模式。浙江的創新經驗在于實現了四個轉變,即從分散、獨立的對接平臺轉變為多元、統一的綜合平臺,從功能單一的訴調平臺轉變為多元立體的服務平臺,法院從主導地位轉變為樞紐地位,平臺組織架構從隨意化轉變為規范化。

第四部分在總結現階段浙江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現有機制運行中的主要問題表現在立法支撐有待加強、工作機制有待完善、地區發展有待平衡、調解人才有待充實、經費保障有待提高等。下一步,需要在立法引領下加快對知識產權多元化解機制的地方立法進程,在法院推動下整合形成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的合力,在平臺主導下健全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的工作機制,在網絡互聯下提升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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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概述

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正在向以科技為核心生產要素的知識經濟轉型,知識產權不僅成為企業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同時也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綜合國力的關鍵要素,在日益廣泛的范圍內影響著社會的前進方向。與此同時,各類知識產權糾紛數量持續增長,絕大多數糾紛以訴訟方式進入司法領域,知識產權審判面臨嚴峻挑戰。司法是化解糾紛的重要渠道,但并非唯一渠道。近年來,建設多元糾紛化解機制逐漸上升為國家整體戰略,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知識產權領域,構建符合知識產權糾紛特性與規律的多元糾紛化解機制,不僅有利于緩解司法壓力,而且能夠滿足創新主體對糾紛解決方式的多元需求,最大限度地發揮知識產權在促進創新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一)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的特點

知識產權作為一種壟斷性權利,其財產權屬性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并始終受到市場競爭發展的深刻影響。“通說認為,知識產權具有法定性、無形性、時間性等特點,這些特點直接影響當事人利益目標的實現與糾紛解決策略的選擇。[1]與傳統民事糾紛相比,知識產權自身的特殊性決定了知識產權糾紛解決具有以下特點:

1.利益的廣泛性需要爭議解決的多元性

知識產權利益的廣泛性主要體現在爭議主體的多樣性、客體的復雜性以及利益訴求的多元性。由于知識產權是保護知識產權創新、傳播和運用的法律制度,知識產權利益分配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產生爭議,在主體上可能涉及到知識產品的生產者、使用者、傳播者、投資者等各種利益主體。同時,隨著科技的進步,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也在不斷擴大,知識產權的權利類型不斷增加,權利之間的沖突也更加激烈,這些都必然導致利益關系的日趨復雜化。“在發生權利糾紛時,權利人一方面可能通過請求停止侵權,排斥侵權人,獨占市場并獲得侵權賠償;另一方面可能基于對未來商業利益的考量,采取折中妥協的方法,在競爭中與侵權人合作,并據此擴大市場。總之,權利人和侵權人的利益是多元的,既對抗又合作,在對抗中獲得基本利益,在合作中獲取長遠利益。[2]因此,只有靈活、多樣的知識產權爭議解決方式,才能滿足爭議解決者的不同需求,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實現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2.糾紛的復雜性需要爭議解決的專門性

知識產權糾紛的復雜性是由知識產權的特性決定的,知識產權是創造者智力活動的結果,具有較強的專業技術性,不同的知識產權權利類型對技術要求的層次也不同,在各類知識產權爭議中需要厘清的專業技術問題普遍存在,與普通的民商事案件相比,知識產權保護客體與技術問題的聯系更為緊密,并表現出法律問題與專業問題高度融合的特征。同時,知識產權具有無形性,“依賴法律對權利范圍和內容作出界定,而這些與治理創造產品相關的法律往往具有相當程度的技術含量,只有那些具有相關技術和法律背景的專業人士才能充分理解并把握。[3]因此,某項技術領域的專業人員的介入,對明確知識產權權利范圍以及認定侵權行為具有重要作用。

3.權利的易逝性需要爭議解決的時效性

知識產權的易逝性首先體現在知識產權的存續是有法定時限的。知識產權是一種限期的壟斷性權利,從促進知識傳播和進步的角度,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是無限制的,知識產權人只在一定期限內享有對知識產品的獨占權,期限屆滿,知識產權即可為社會公眾自行利用。因此,糾紛解決周期的長短直接影響著權利人享有知識產權的期限以及市場收益。另外,現代科技的飛速發展導致知識產品的市場淘汰周期愈來愈短,知識產權的市場價值往往隨著時間流逝迅速降低,因此一旦發生侵權,如何快速有效地保障權利人的利益就成為相當緊迫的一個問題。當事人亟需一種便捷、高效的糾紛解決機制,否則即便最終獲得了有利的解決結果,其實質意義可能也不復存在。“如果爭議解決步驟繁多,程序復雜久拖不決,不僅讓當事人解決爭議的成本不斷增加,也導致權利得不到及時有效的保護,知識產品的傳播和利用受到阻礙,知識產權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難以發揮。[4]

4.權利的市場價值需要爭議解決的保密性

知識產權除了公開的智力成果外,還存在大量未公開的內部保密信息。這些信息,對于權利人贏得市場競爭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另外,部分新型知識產權糾紛,因為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爭議的發生和解決通常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極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而糾紛的發生對于各方當事人的商業信譽和社會聲譽,都可能造成不良影響,因此,糾紛的當事人更愿意通過私下協商等不公開方式解決爭議,以避免造成負面影響。而知識產權糾紛在進入訴訟環節后,必須經過嚴格的舉證質證程序,容易引發權利人對核心技術在糾紛解決過程中泄密的擔憂。特別在商業秘密糾紛中,涉密的商業信息對于權利人贏得市場競爭可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當事人往往更希望通過適當的糾紛解決機制充分保護其商業秘密。

(二)我國知識產權爭議解決的基本概況

目前,我國知識產權爭議解決的主要途徑是訴訟。訴訟是以國家公權力的介入,依照強制性裁判方式解決爭議,具有公正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的優點。但是,由于訴訟機制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單一的訴訟方式解決知識產權爭議并不利于糾紛的有效化解。主要體現在:首先,訴訟維權成本高。知識產權訴訟要求權利人具備較強的舉證能力,權利人往往需要律師等專業人士的介入才能較好地完成舉證義務,因此,知識產權的訴訟維權因涉及到對侵權產品的證據固定等諸多問題,不但在訴訟過程中訴訟費用較高,還涉及到律師費、證據固定的公證費用、鑒定費用等多項支出,權利人維權面臨高額的成本支出。其次,訴訟維權周期長。審理期限增加了權利人維權的時間成本,由于訴訟受到嚴格的程序限制,再加上知識產權案件本身的專業性和復雜性,審理周期通常比較長,導致維權效率較低。最后,訴訟維權缺乏靈活性。訴訟維權的糾紛解決模式遵循嚴格的審理程序,以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為依據,非黑即白的裁判結果難以靈活兼顧各方當事人的利益需求。

由于訴訟維權方式的局限性,非訴訟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方式越來越受到國家和社會公眾的重視。目前,知識產權爭議解決模式主要包括訴訟、協商、談判、調解、仲裁、行政處理(行政調解和行政裁決)等。根據主導權的不同可以具體劃分成以下三類,第一類是以國家公權力為主導的公力解決機制,主要包括訴訟解決和行政性解決機制;第二類是社會中立主體為主導的社會性解決機制,具體包括仲裁、人民調解、行業協會調解;第三類是當事人自己主導的自力解決機制。由于第三類自力解決缺乏穩定性,具有隨意性,無法進行系統的機制性研究,因此,我們主要從知識產權爭議的公力解決機制和社會性解決機制著手,對我國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方式進行分析研究。

在知識產權爭議解決中,公力解決機制和社會解決機制之間并不存在實質的矛盾和排斥關系,而是互為補充的關系。訴訟對于爭議主體是一種程序化的爭議解決途徑,具有高度的理性和權威性,但存在維權成本高、周期長等缺陷,而社會解決機制則強調社會主體的行為自由和處分權利的個體意志,彌補了公力解決機制的不足,還兼具了靈活、保密、兼顧經濟利益和市場價值的作用。只有兩種機制共同發揮作用,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實現對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

雖然知識產權爭議解決出現了不惟訴訟、形式多元的發展趨勢,但是大部分權利人對于訴訟外解決爭議機制,仍缺乏全面系統的認識,加上訴訟外爭議解決機制自身還不成熟、不完善,尚未形成一個協作運行的有機整體,導致當事人不能很好地根據實際需求,選擇符合其利益需求的爭議解決方式。因此,需要厘清各種爭議解決方式之間的關系,形成系統的、有機銜接的、符合知識產權糾紛特點的多元化解機制,滿足社會公眾對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的需求,同時也引導其選擇更符合其利益需求的方式來解決糾紛。

(三)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構建

正是基于知識產權糾紛具有高度復雜性、利益保護緊迫性和市場關聯性等顯著特征,知識產權爭議解決應堅持效率性、專業性、保密性、市場導向的原則,構建一個協調統一、良性互動、功能互補、程序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努力達成各方利益的最大化。

1.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定位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是指一個社會中,由各種不同性質、功能和形式的糾紛解決方式(包括訴訟與非訴訟兩大類型),相互協調互補,共同構成的糾紛解決和社會治理系統。[5]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人民法院進一步深化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最高院意見》)中明確指出,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的目標是,引導當事人選擇適當的糾紛解決方式,合理配置糾紛解決的社會資源。完善和解、調解、仲裁、公證、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與訴訟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充分發揮司法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建設中的引領、推動和保障作用,為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我們認為,在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仍然以國家為主導,以司法為支撐的大背景下,最符合實際的做法是以社會為依托、以法院為核心,在法院的周圍組織培養多種形態的爭議解決機制,構建一套多種糾紛解決方式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通過建立長效的知識產權爭議協調程序,克服單一爭議解決方式的缺陷,在各種程序的合理銜接中發揮各種爭議解決方式的優勢,形成爭議解決的合力,回應社會公眾對知識產權爭議解決路徑的不同需求。

2.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特點

在傳統民商事領域,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發揮了重要的定紛止爭的作用,特別是普通民事糾紛中,社會調解、民間調解力量的介入對于化解社會矛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體現了糾紛化解由單純的公力救濟向社會治理的轉變,提升了糾紛化解的水平。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應當符合知識產權的特性與規律,具備以下特點:

第一,主體的專業性。在知識產權糾紛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中,具有中立地位的第三方往往是相關技術領域的專業人員,中立主體的個人素養和專業知識能夠提供對有關專業性或者技術性問題的認識和評價,幫助當事人形成對事實、證據相關技術及法律問題更清楚的認知,從而有利于保障當事人在正確判斷基礎上做出決定。此外,針對復雜的技術性案件,由專業人員進行爭議解決,有利于更加高效地化解矛盾、解決爭議。

第二,效果的非對抗性。中立第三方的介入,為知識產權爭議各方實現利益最大化提供了溝通平臺。知識產權糾紛常常發生在產品交易中,當事人往往有商業上的合作關系,訴訟外糾紛處理模式可以達到兼顧法理與情理的效果,在當事人充分協調和溝通的基礎上,達到定紛止爭的目的,實現合作與共贏。因此,從商業利益的角度考慮,當事人各方選擇非訴訟的糾紛解決方式更具有內在的驅動力。從效果來看,也符合各方當事人商業上合作與共贏的長遠利益需求。

第三,價值導向的兼顧性。知識產權制度建立在妥善平衡私權與公益的基礎上,因此在解決糾紛時尤其應注重協調保護個人權利、保障市場主體行為自由與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在依法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的同時,要考慮如何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文化成果的傳播,努力平衡知識產權創造者、應用者和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使知識產權的創造與應用形成良性循環,努力促使權利人與被訴侵權人就涉案知識產權成果的使用達成合作協議,變侵權使用合法使用,實現私權與公益的雙贏。

3.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現實意義

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建立,一方面,能夠彌補司法資源的不足,緩解司法壓力。隨著全社會對知識產權的日益重視,知識產權糾紛案件數量大幅攀升,導致法院不堪重負,司法資源的有限性與日益增長的案件數量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另一方面,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還可以通過科學的爭議分流制度,為社會主體提供更多的便捷適宜的爭議解決渠道。“實際上擴大司法利用的范圍,改善司法供需矛盾,提升司法公信力,并使得司法功能更多的向規則的發現和確認,利益的平衡乃至決策的方向轉變。[6]同時,也是社會管理制度創新的重要舉措,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通過訴訟和非訴訟渠道的相互銜接,整合司法力量、行政力量、社會力量,為知識產權糾紛解決提供了更全面的救濟途徑,有助于提高社會公眾維護創新的意識,以推動創新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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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境外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

現代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被稱為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縮寫機制中文翻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是替代傳統法院訴訟模式的糾紛化解體系繼而在歐洲、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逐漸推廣。不同國家的ADR機制各有不同,例如美國有十六種混合ADR,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僅采用三種ADR機制。由此可見,ADR實踐具有很強的國家特色。

(一)法院附設ADR

法院附設ADR是附設在法院內部的一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機制,其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區域、法系,成為部分國家及地區訴訟前置程序。

1.法院附設仲裁或調解

在美國密歇根州聯邦地區法[7]加利福尼亞州北區地方法院[8]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區法院,由法院強制進行訴前仲裁,裁決結果不具終局性。在法國,若雙方發生特定知識產權糾紛,可在法國國家法庭的輔助下專門組織臨時仲裁以解決糾紛。仲裁法庭在糾紛解決后自動解散[9]

法院附設調解是指在法院指導下通過法官充當調解員或法院指派調解員等方式進行的訴前程序。部分國家、地區規定了法院進行訴前強制調解的程序。如在韓國,無論是司法還是行政程序都要求爭議各方在法院審理前提交調解,法官可選擇自行調解或組成三人調解委員會進行糾紛調解,若調解失敗,調解法官仍會作出一項調解決定,此時參與調解的當事人需在兩日內提出異議,否則視為接受該調解決定。另一些國家和地區則仍堅持自愿調解原則,如在德國法院,訴訟中的調解程序需以當事人的合意為啟動的先決條件。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也遵循自愿調解原則,但在司法實務中會通過訟費令[10]鼓勵當事人積極選擇調解程序[11]在美國的一些司法管轄區[12],法官會舉行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評估會議,以確定該案件是否適合調解。另外一些司法管轄區則會將案件移交給獨立單位,由后者作出是否調解的決定。

法院附設調解表現出強烈的國家特性。就調解員而言,不同國家有法官[13]調解法官[14]、司法調解員[15]等多種不同的稱謂和設置。對于委托調解員調解的法院附設調解,一些法院發起的調解項目對調解員的資質有強制要求[16]此外,英國成立知識產權企業法庭2013101日前名稱為Patent County Court專利郡法院)用于處理小型、時間短、簡單、價值低的案件。

2.早期中立評估

早期中立評估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針對專利案件的獨創性發明。由第三方評估人員對雙方訴求提出客觀意見,各方需要進行陳述以解釋不同立場,評估人員將親自約見各方及其法律顧問,以進一步討論。評估人員最終將出具一份不具有約束力的意見,對雙方當事人的優勢和劣勢進行評估。但受法庭發起項目的范圍、費用限制,這一方式并未廣泛應用。

3.日本特色“調停制度”

調停制度是日本在二戰后以“和”理念為基礎逐步形成的獨具東方特色的司法ADR,在日本知識產權領域得到廣泛應用[17]在調停過程中不必強制性參照訴訟程序,也不用遵守實體法的相關規定,緩解了歐美ADR移植法與日本傳統社會之間的不協調和沖突。調停通過當事人申請或法院裁決兩種方式啟動,法院組成調停委員會,由一名主持法官和兩名以上的非法官專業人士組成。當事人在調停中達成合意后,記入案卷,效力等同和解。若當事人未達成合意,法院為解決糾紛可根據調停委員會意見,作出決定。當事人可在兩周內對該決定提出異議,否則該決定效力等同和解。

4.微型審理或咨詢法庭

在美國微型審理中,由中立主持人對案件進行管理,在聽取各方當事人陳述并表明利益主張后,通過向當事人說明案件若提交審判或仲裁可能產生的結果來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咨詢法庭與微型審理類似,但一般適用于解決大公司之間的爭端。

(二)行政機構ADR

1.專業意見服務(Opinions Service)

英國專利法規定任何人都可以要求知識產權局局長就英國或者歐洲專利(英國)的有效性或侵權問題給出一份不具有約束力的意見。該意見對任何法院或知識產權局均無約束力,但可用于撤銷專利無效的裁定,并成為公開記錄的一部分,可能會對將來的訴訟產生一定影響。[18]

2.行政部門調解

英國知識產權局于2006年開始對外提供調解服務,幫助企業以及個人解決知識產權糾紛[19]并于2013年下調了調解服務費用,附加電話調解功能。經認證的調解員可解決未注冊的著作權、外觀設計、專利、商標以及注冊外觀設計等爭議。爭議雙方達成一致后,調解員將鼓勵或在必要時幫助雙方就一致意見達成書面文件,以降低后續風險。

(三)民間調解機構ADR

1.商業調解

法國未形成知識產權調解中心,其主流為“社會自治型調解”。此類獨立調解員自負盈虧、自主經營,不享受國家補貼,其收入來源于當事人報酬。經濟獨立使得他們“擁有一種相對于國家更為獨立的關系[20]目前在法國“社會自治型調解在實際運作中由于起步晚,成效不太明顯。

2.公益性調解

近年,德國各州紛紛成立民間性質的調解機構,力圖通過訴訟外調解方式讓糾紛在進入法院程序前被妥善解決。在立法方面鼓勵律師在庭外促成當事人和解[21]。德國調解委員會作為政府資助的民間調解機構,調解方式靈活多樣,自愿調解成功率相對較高。民間性質調解不是訴訟前當事人必須選擇進行的程序,但在糾紛解決方式上給當事人提供更多的選擇,并在具體程序設計上給當事人帶來便利,受當事人歡迎。

3.行業調解

德國工商會(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IHK)是德國最大的工商業聯合組織,由政府引導建立,自主負責。在德國注冊的所有企業、自由職業者、農場主依法都必須加入工商會。對于德國知識產權糾紛的化解,工商會調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慕尼黑工商會調解中心提供知識產權沖突的訴訟外解決方案并且覆蓋多種調解服務。[22]適用調解程序的費用與爭議標的額有關,包括調解中心行政管理費用及調解員傭金。

4.行業團體仲裁

日本知識產權仲裁中心所進行的仲裁,原則上至少要由1名律師、1名代辦人、共3人所組成的仲裁員合議庭來進行。仲裁員由仲裁中心從仲裁員候補人中選任,也可由當事人協商選任。仲裁中心仲裁周期為3-6個月,若開庭四次,則需要700 000日元。較該中心調解而言,費用增加了75%。大韓商事仲裁院(KCAB)的仲裁裁決與法院最終判決具有同等效力,可通過法院強制執行。韓國于1973年加入紐約公約后,KCAB的仲裁裁決可以在韓國國外得以強制執行。仲裁費由申請人在提交仲裁申請時支付。

5.磋商、中心咨詢意見

除傳統ADR外,日本知識產權仲裁中心為當事人提供磋商服務解決糾紛,并提供有關知識產權商業判斷和相關專家意見,降低處理復雜案件的風險,為后續ADR提供服務。同時,該中心針對發明專利保護范圍的確定以及專利效力的判斷提供咨詢意見。該咨詢意見有1名律師和1名專利代理人組成,經當事人申請可再增加1位,期限為3個月。但專家小組的意見不具有約束力,不能對中心咨詢意見提起訴訟。

6.專業調解委員會

韓國專門設立著作權審議調解委員會(CDCC)、布圖設計審議調解委員會(SLDCC)、計算機軟件審議調解委員會(CPDCC)、工業產權審議調解委員會(IPDMC)、域名糾紛調解委員會(DCRC)和電子商務調解委員會(ECMC)。由這些調解委員會專業處理各類知識產權糾紛。

CDCC主要負責調解著作人身權及財產權糾紛、鄰接權糾紛、補償糾紛等,調解保密,若成功則具有與司法裁決達成的和解同等的效力,委員會就調停內容具有強制執行力,申請費用低廉,根據案情復雜程度由申請一方承擔1萬到10萬韓元不等。SLDCC調解小組由至少1名律師的3名成員組成,調解布圖設計版權糾紛,達成的調解協議與法院判決具有同等效力。調解費用若無約定由申請人承擔。CPDCC調解計算機軟件著作權及軟件相關糾紛,調解協議與在法院主持下達成的和解具有同等效力。調解失敗費用由申請人承擔,調解成功費用由雙方當事人分擔。IPDMC對涉及工業產權的糾紛進行調解。調解小組由3人組成,其中至少1人具備律師或專利代理人資格。該調解一般無程序性費用,調解協議與雙方達成的和解協議具有同等效力。DDRC調解與二級域名KR有關的糾紛,由調解小組組織1名或2-3名調解員進行調解。申請人在申請調解時需繳納8800萬到15600萬韓元不等的費用。ECMC專門調解電子商務領域爭議,其調解過程可以在某一特定的地點或通過網絡在電腦上進行。調解申請提交及調解決定做出均可通過電子方式進行。調解決定具有和解協議的效力,對雙方均有約束力。

(四)國際組織ADR

《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議)第64條規定,知識產權的國際糾紛的解決可借助于世界貿易組織的爭議解決機制,包括但不限于仲裁等方式。此外,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于19939月成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仲裁中心(WIPO Arbitration Center),主要負責審理解決個人或企業之間的有關知識產權爭議。

WIPO仲裁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仲裁需經當事人一致同意;由當事人選擇仲裁院;仲裁是中立、保密的;仲裁法庭的裁決為終審裁決,并易于執行。WIPO仲裁分為簡易仲裁和仲裁兩大類。簡易仲裁是指低成本、短時間內解決知識產權糾紛的一種仲裁程序,全程始終只有一名仲裁員,仲裁程序各個階段期限均較短。WIPO簡易仲裁與WIPO仲裁相比,將辯護程序和索賠陳述直接提前至提出仲裁請求階段,并將期限控制在20天內,并省去了目擊者陳述程序。

目前國際社會上主流的調解組織仍是WIPO。相對于國際訴訟而言,國際知識產權調解高效、經濟,具有保密性,能夠有效降低風險并可以為后續的糾紛化解即仲裁和訴訟提供依據。且WIPO調解在任何階段都能被適用,已在專利、版權、IT電信、生物技術、商標等各個知識產權糾紛領域有成功案例,有效降低了爭議解決成本,對爭議內容保密的特點,使雙方潛在的業務關系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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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浙江實踐

糾紛多元解決機制是在糾紛解決問題上國家權力與社會力量的協作與互動,這與中國傳統的無訟理念與解紛實踐是一脈相承的。無訟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法家的“定紛止爭”“以刑去刑,道家的道法自然、反對一切禮法刑政和訟爭,尤其是儒學以仁為核心的政治思想,其顯著標志即是刑措無訟。而從中國的國家治理史來看,在基層社會中,發揮管理和解決糾紛職能作用的有家族、村落共同體和行會等,這些自治組織通過規定、居間調解等方式,使相當一部分本應進入司法程序的糾紛在組織內得以解決。因此,在傳統無訟理念下形成的民間糾紛解決機制作為化解矛盾的重要環節,發揮著社會治理的功能。而和諧社會的提出,使具有傳統中國特色的化解糾紛的東方經驗重新獲得發展的空間,對于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而言,需要繼承這一東方經驗,形成以和諧為核心,以法律依據為支撐,訴訟與非訴訟方式良好銜接的體系框架。浙江法院歷來重視通過非訴訟方式化解知識產權矛盾糾紛,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浙江模式

(一)浙江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發展沿革

2009年之前,浙江法院非訴訟化解矛盾的方式還十分單一,基本以法院調解為主,在個別類型的案件中曾邀請過知識產權行政執法部門、行業協會或專業人士參與法院調解。20097月,最高人民法院根據中央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務,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訴訟與非訴訟相銜接的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若干意見》,要求人民法院完善訴訟與仲裁、行政調處、人民調解、商事調解、行業調解以及其他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銜接機制,為人民群眾提供多元的糾紛解決途徑。該意見的下發,標志著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省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也在此后得以蓬勃發展。

在我省多元化解機制發展初期,法院多將知識產權案件委托給當地人民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但在實踐中,發現人民調解委員會存在專業性不強導致知識產權糾紛調解能力不足的問題,法院意識到知識產權案件的調解應由專業化的組織和人員進行才有持續發展的空間。

2011年初,浙江高院面對我省涉網知識產權案件迅猛增長的態勢,與中國互聯網協會簽署了為期五年的委托調解協議,委托該協會調解我省法院受理的涉網知識產權糾紛案件。2013年,該協會在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聚集的杭州市余杭區成立工作站,與法院共同制定了《關于開展涉網糾紛訴調銜接工作的實施辦法》。余杭工作站自20142月份正式投入運行以來,至2016年底,共受托調解成功涉網案件近2000件,化解了大量涉網案件,訴調對接成效顯著。

同年11月,溫州中院獲悉中國(溫州)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經國家知識產權局批準成立,即與該中心取得聯系,委托其調解知識產權糾紛。在溫州委托調解機制取得良好效果的基礎上,2012年浙江高院開始在全省范圍內開展委托專利行政管理部門和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調解專利案件的工作,與省知識產權局共同下發了《關于建立專利民事糾紛訴調對接機制的意見》,我省全部11家專利案件管轄法院均據此建立了相應的專利糾紛委托調解機制。

除了上述針對涉網知識產權案件和專利案件所形成的多元糾紛化解機制之外,各地法院還因地制宜,根據當地糾紛特點或產業特色與相關行業協會、商會等建立訴調對接機制。如在涉KTV、網吧案件高發的2012年和2013年前后,金華中院、湖州法院、西湖法院、慈溪法院、海曙法院、東陽法院等紛紛與當地文廣新局建立了著作權侵權糾紛訴調對接機制;海寧法院為了高效解決當地家紡產業中的知識產權糾紛,聯合市司法局指導成立了海寧家紡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委托其調解涉家紡知識產權糾紛。

經過這些年的發展,我省通過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成功調解的糾紛數量從2012年的587件上升到2016年的4750件,增速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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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改革

2009年至2014年期間,我省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存在對接分散、機制不暢、人員保障不夠充分以及司法定位過于強勢、行政色彩濃厚等問題。為進一步整合社會資源,重塑知識產權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在浙江高院與浙江省知識產權局的推動及指導下,20157月,義烏建立了國內首家專業的知識產權訴調對接第三方公益平臺;同年10月,寧波開展了知識產權綜合運用與保護第三方平臺的試點工作,在義烏平臺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升級加強,形成了可復制推廣的義烏模式寧波模式

1.義烏模式——義烏市知識產權訴調對接中心

作為世界小商品之都,義烏市商品貿易頻繁。隨著市場貿易及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保護知識產權對于規范市場,優化經濟的作用逐漸凸顯,企業、社會的知識產權意識也在不斷提升。2015年7月13日,義烏法院在浙江高院、浙江省知識產權局的指導下,聯合中國互聯網協會調解中心、義烏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義烏海關、義烏市司法局、義烏市律師協會、中國小商品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單位,共同成立了知識產權訴調對接第三方平臺——義烏市知識產權訴調對接中心和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義烏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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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烏平臺自成立至2017年831日,累計接受法院委托調解案件1779件(包括訴前和訴中委托調解的案件,其中商標案件644件,著作權案件671件,專利案件459件,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5件),案件標的總額8834.33萬元;調解成功807件,調解不成功(含找不到被告)348件,不接受調解272件,調解終止案件236件,在調案件116件,調解成功率達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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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接受當事人委托,自行受理案件333件(其中商標案件155件,著作權案件153件,專利案件25件),案件標的總額1110.93萬元,調解成功53件,調解不成功(含找不到被告)30件,不接受調解52件,調解終止案件30件,在調案件166件,調解成功率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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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烏創新第三方平臺運行模式,主要采取了以下幾方面的舉措:

(1)“訴前引調”、“訴中調解”雙機制并行

2017年開始,隨著我省“大調解”機制的深入推進,義烏平臺與法院訴訟服務中心相互配合,建立了“訴前引調”機制。即對案情簡單、爭議不大的知識產權案件,在征得當事人同意后,編立引調字案號,引導當事人訴前調解。截至20179月,義烏平臺已經成功引調案件214件,其中侵害作品放映權糾紛199件,侵害商標權糾紛15件。訴前引調機制的實施已經初見成效,尤其對于解決侵害作品放映權的“KTV類案件,有很好的效果。此外,訴中調解機制穩中求進,訴調中心接受法院委托案件量不斷提高。可以說,兩種機制的實施進一步擴大了知識產權訴調中心的糾紛化解能力。

(2)多元化的調解員隊伍

義烏平臺從市場監督管理局、海關、律師協會等單位選任49名有專業知識、有社會影響力的工作人員作為專家型特邀調解員。不同單位、不同職業背景的調解員組成了多元化的調解員隊伍,既有利于應對多元化的知識產權糾紛,也有利于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擴大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平臺的社會影響力。除了特邀調解員外,20177月開始,義烏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派駐一名資深法官常駐義烏平臺,對知識產權案件的調解提供專業的法律指導,提升調解工作的權威性。20178月,義烏平臺共調解成功法院委托案件77件,調解成功自行受理案件21件,成果顯著。

(3)巡回審判常態化,以調

每月,義烏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都會安排一定數量、有代表性的案件在義烏平臺的審判站進行審理。2017年上半年,巡回審判站開展巡回審判123次。通過觀看庭審,來義烏平臺調解的當事人對知識產權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于同類案件而言,一個案件的開庭公開審理會提升同類案件的調解成功率。

(4)建立線上平臺,提升訴調對接中心的影響力

2017年1月1日,網上平臺“義烏市知識產權綜合運用和保護第三方平臺www.ywipp.com”開啟試運行,借助平臺打通知識產權創造、運用、保護、管理、服務全鏈條,進一步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司法主導作用。中心運用現代化科技手段,通過遠程網絡組織調解,避免當事人來回奔波,提高了調解效率。

2.寧波模式——寧波市知識產權綜合運用和保護第三方平臺

作為長三角南翼經濟中心、國家知識產權示范城市以及“中國制造2025”試點城市,寧波市堅持強創新、調結構、增后勁,形成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名牌產品和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為進一步推進知識產權運用轉化,快速、有效、低成本地解決知識產權糾紛,在浙江高院、浙江省知識產權局的大力支持下,寧波市知識產權綜合運用和保護第三方平臺(以下簡稱寧波平臺)于20159月試運行,并于20167月正式成立。寧波平臺由寧波中院和寧波市知識產權局主導,聯合中國互聯網協會、寧波市文廣局、寧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寧波海關、中國(寧波)知識產權維權援助中心、寧波市律師協會等單位合作共建。寧波平臺是在義烏平臺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礎上、借鑒義烏平臺的有益經驗而設立,因此其在訴調對接方面的組織架構與義烏平臺十分類似,只是具體成員單位存在一定區別。寧波平臺除了訴調對接機制之外,還包括知識產權的運用和轉化機制、快速維權與聯動機制以及學術宣傳交流與人才培養機制,是一個集知識產權保護、運用、宣傳、交流于一體的綜合性平臺,是義烏平臺的加強升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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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寧波平臺的四大機制

第一,知識產權訴調對接機制。平臺設立寧波市知識產權民事糾紛訴調對接中心,運作模式分為三種:一是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司法訴訟過程中委托調解模式;二是知識產權糾紛案件行政調處過程中委托調解模式;三是中心自行受理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由人民調解后司法確認模式。截止20178月底,共計受理各類案件1892件,其中著作權糾紛1594件,專利權糾紛201件,商標權糾紛89件,其他糾紛8件。并成功調解各類知識產權糾紛1293件,其中著作權糾紛1075件,專利權糾紛157件,商標權糾紛55件,其他類型6件,調解成功率達68.3%

第二,知識產權運用與轉化機制。平臺將相關運行經驗、成果及侵權案件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探索新常態下知識產權保護的新模式、新機制,為政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通過開展分析和預警服務,為行業、企業實施知識產權戰略提供決策依據,降低侵權風險和糾紛,構建企業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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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快速維權和聯動機制。平臺聯合知識產權行政執法部門建立跨部門案件處理機制,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進行初步審查,在征得權利人同意的情況下,迅速將案件轉交給相關執法部門,并對案件處理情況以適當方式予以跟蹤。

第四,學術宣傳交流與人才培養機制。平臺廣泛吸納國內外知識產權學術研究人才,開展學術交流活動;培育具有專業背景和實踐能力的專業調解員隊伍,提高調解工作專業化水平;開展知識產權人才培養工作,提高從業人員專業素質。

(2)寧波平臺的運行成效

第一,建章立制,保障日常運行管理。形成《寧波市知識產權綜合運用和保護第三方平臺聯席會議章程》、《寧波市知識產權民事糾紛訴調對接中心》、《調解員管理辦法》等規章制度,并建成知識產權案件統一受理、統一分案、統一歸檔的案件信息統計和分析系統,有效保障第三方平臺的日常建設和管理,促進矛盾糾紛的快速化解。

第二,繁簡分流,促進訴調對接開展。設立寧波市知識產權民事糾紛訴調對接中心,成立寧波市知識產權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形成了完善的訴調對接工作機制,為權利人營造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截止20178月底,累計成功調解糾紛1293件。一方面,緩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有助于法官騰出更多時間、精力作出對市場運行規范具有導向作用的引領性裁判,提升辦案質效;另一方面,為當事人提供了更全面的救濟途徑,進一步提升社會民眾的自主維權、創新意識,不斷完善知識產權區域保護協作機制,創新創業環境進一步優化。另外,相較于訴訟模式中一方勝訴一方敗訴且勝負絕對數量相等的零和博弈[23]效果,平臺解紛模式的高效性、靈活性更利于實現各方利益的共存與多贏。

第三,整合資源,助推成果運用轉化。平臺吸收專利技術分析資源、知識產權服務資源,整合運行經驗、成果及侵權案件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并通過知識產權民事司法保護信息分析系統知之匯,采集與整合知識產權案件主體信息、訴訟信息、舉證信息、結案途徑、結案效果等海量數據,分析知識產權侵權糾紛發展趨勢,為政府決策、企業專利布局提供參考。同時,依托寧波市科技信息研究院原有的寧波市知識產權服務平臺,為企事業單位提供知識產權信息數據利用服務,系統擁有全球102個國家和地區的海量專利數據,建成58個行業專利特色庫,為1300多家高新技術企業、科技型企業定制了1600個中外企業專利特色庫,有效提升企業知識產權的保護能力,規避技術壁壘,預防侵權糾紛;同時,發布光學薄模產業、釹鐵硼稀土永磁材料等專利分析報告,為行業/企業開展知識產權戰略提供咨詢;天一生水網匯聚各類專利2000余項,交易額累計超200萬元,知識產權質押融資11筆,貸款額逾5000萬元,有效緩解中小企業技術及資金需求,提高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率。

第四,快速維權,暢通部門聯動機制平臺與專利、版權、商標等知識產權行政執法部門設立了跨部門案件處理機制,建成了寧波中院知識產權巡回法庭,形成了跨部門舉報投訴案件轉交機制,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進行初步審查,在征得權利人同意的情況下,將案件轉交給相關執法部門,發揮行政執法高效、便捷的優點。同時,平臺還引入公證機構,實現部分案件電子取證,解決了部分知識產權糾紛取證難問題。如20163月,一項商標侵權舉報投訴經寧波市市場監管局轉交至平臺進行調解,僅用一個月時間,調解雙方就達成調解協議,并由法院進行了司法確認。

第五,凝聚合力,薈萃學術宣傳交流。平臺吸納國內外知識產權學術研究人才,不定期開展學術交流活動,于20164月份成功舉辦貼牌生產過程中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研討會,吸引高校、法院、律協、企業等主體參與;并于同年5月,舉辦寧波市首屆知識產權天一論壇,聚焦實務中關注度較高、爭議性較大、研究性較強的若干問題,進行知識和產權學術研討;建成寧波市知識產權綜合運用和保護第三方平臺網站,展示知識產權非訴解決方面的各項工作動態和政策法規,提供便捷性的知識產權法律研究、交流和服務平臺。

第六,培養人才,提高從業人員素養。累計開展知識產權相關培訓、講座十余次,如專利布局培訓、企業知識產權運營講座、國內外專利挖掘、涉外知識產權侵權防御等,累計培訓企業300余人,有效提升從業人員專業素質。

第七,定制服務,增強風險防御能力。平臺為企業定制專利特色數據庫,顯著提升企業在研發、生產、銷售、進出口等關鍵環節的專利申請、布局和侵權風險預防能力,使市場行為不再盲目,也讓企業創新更具科學性。目前,平臺已為1300多家科技型企業定制了1600個中外企業專利特色庫,為400多家企業提供一對一上門服務,為企業節省60%的研發時間、節約40%的成本支出,幫助多家企業產品避免侵權并快速占領市場。

3.浙江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的經驗

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成熟和完善,是推進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浙江各地法院從提升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出發,進行了多項有益探索,形成了原有的單項訴調對接機制與改革后的綜合保護平臺并存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的“浙江模式”。

義烏、寧波以及此后溫州平臺的設立,使得我省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得到了全新的發展。2015年和2016年,通過多元化解機制調解的知識產權案件數量同比分別增長46%和56%。義烏、寧波平臺之所以能夠取得良好成效,不僅在于其秉持了原有訴調對接機制公益性、專業性、獨立性的特點,而且實現了四個轉變

一是從分散、獨立的對接平臺轉變為多元、統一的綜合平臺。原有訴調對接機制由于參與主體的單一性,因此僅針對特定類型的知識產權案件而設置,比如與中國互聯網協會的涉網知識產權訴調對接、與專利行政部門的專利案件訴調對接,均是如此。而義烏、寧波兩個平臺都是在積極爭取當地黨委政府支持的背景而設立,平臺以法院為樞紐,廣泛吸收了與知識產權相關的行政部門、行業協會、商會等多方主體的參與,處理的知識產權糾紛能夠涵蓋各種類型,形成了“黨委領導、司法推動、社會參與、多元并舉、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

二是從功能單一的訴調平臺轉變為多元立體的服務平臺。正是由于參與主體的廣泛性,使得平臺積聚的資源更加豐富,功能更加強大。原先的訴調對接機制多由法院主導,僅僅著眼于糾紛的化解,而多方主體群策群力之下的平臺在訴調對接這一核心功能之外,進一步衍生出知識產權分析評估、學術交流、人才培養等多種功能,并且司法機關與行政部門、公證部門、行業協會等主體之間的工作交流與銜接也更加順暢,更利于知識產權保護合力的形成。

三是法院從主導地位轉變為樞紐地位。近年來,對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定位和理解有了進一步的深化發展,化解糾紛不僅僅是司法體制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而且是提升整個社會治理水平的關鍵環節。因此在義烏、寧波平臺中,法院轉變了原先與非訴調解組織單向對接時的主導地位,轉變為積極整合各方力量的推動力和樞紐,從而使得平臺更加開放包容,并且已經初具“造血能力,不僅能夠接受法院、行政部門的委托調解案件,而且能夠主動吸引社會主體向其尋求調解服務。

四是組織架構從隨意性走向規范化。原有訴調對接機制的參與主體和案件類型均較為單一,因此在組織結構方面也較為簡單,隨意性較大,很多情況下只是法院與對接的行政機關或非訴調解組織共同形成文件簡單下發而已。義烏、寧波平臺在設立之初考慮到參與主體及功能的多元化,因此設置了規范的平臺架構,制定了詳盡的操作規程,使各方主體能夠有序參與平臺事務,保障平臺各項功能的有效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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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完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路徑

浙江經驗秉承多元化解糾紛機制改革的新要求,與其他多元化解糾紛解決機制一起為浙江社會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和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礎。但在改革過程中,“浙江模式”也存在著一些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問題,需要集全社會的合力進行解決。

(一)制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的瓶頸問題

1.立法層面的支撐力有待加強

從國家層面看,現有立法少而零散且過于原則。關于矛盾多元化解機制的規定主要散見于《民事訴訟法》《人民調解法》等法律法規,而《關于完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以下簡稱《兩辦意見》)以及《最高院意見》雖然明確了法院在多元化解糾紛解決機制改革中的功能和作用,但對這一制度的設置、運用、訴訟與非訴訟銜接還缺乏具體詳細的規定。比如在知識產權領域,由于知識產權糾紛本身的專業性較強,因此管轄層級較高,專利類案件基本都集中在中院審理,但是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四條的規定,當事人申請司法確認調解協議需向調解組織所在地基層人民法院提出,這就導致中院無法對專利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無專利案件管轄權的基層法院對專利調解協議進行司法確認亦缺乏法律依據的困境。

從地方層面看,山東省已于2016年101日實施了全國第一個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地方性法規——《山東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從職責分工、化解途徑、程序銜接、組織建設、保障措施、監督考核等方面進行了規定。[24]浙江省雖然有楓橋經驗網上調解等全國知名的多元化解糾紛實踐,但在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方面還是一個空白,造成了各地區多種多元化解糾紛機制沒有一個可供適用的統一法律依據,調解程序、保障措施等得不到統一。在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層面,主要還是依靠各訴調平臺的規程,但這些規程效力層級較低,因此對于部分熟知平臺運作的權利人而言,雖有強烈的調解意向,但苦于其社會公信力低,亦無法定審限約束,客觀上導致訴前和解期限長,和解成功率低,與法定訴訟程序相比,當事人更傾向于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2.工作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目前我省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在省級層面尚無統一的領導機構,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整合及對接的工作平臺。義烏、寧波模式之所以取得顯著成效,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當地黨委政府的支持和多方參與的領導機構,但省級層面領導機構的缺乏,使義烏、寧波模式的推廣出現困難。

從法院內部來看,近兩年由于《兩辦意見》和《最高院意見》的下發,特別是浙江法院大立案、大調解、大服務“三大機制”的實施,各級法院參與指導、推動多元化解糾紛的動力有所加強,但其囿于自身地位所限,牽頭協調能力不夠。而廣大基層法院的一線法官們在大量訴訟案件需要處理的壓力下,其內心是否真正理解,并積極參與這一機制的構建和落實,還需要打個問號。

從行政機關等外部策應力來看,法院、檢察、公安、行政機關相互策應的局面尚未形成,部門之間出于維護本部門利益考慮,缺乏整體意識,導致銜接運行不暢,作用發揮不充分。即使是在義烏、寧波模式下,下一步具體推進過程中行政機關與法院之間深層次互動與銜接的工作機制亦未完善,人員、場所、信息等資源如何進一步整合,如何實現共享等問題還有待解決。

從調解機構本身的運行來看,訴調對接機制也存在不少問題。第一,訴調平臺與法院之間對于訴中委托調解的案件信息溝通并不及時,法院的審判信息系統無法自動獲取委托調解案件的處理信息,雙方信息溝通完全依賴訴調平臺工作人員的人工傳遞。如義烏訴調平臺通過定期(一般每周一次)派工作人員來法院復印案件起訴狀等案件資料的方式獲取案件信息,并通過口頭方式定期告知案件的調解結果。這不僅嚴重制約訴調平臺的調解效率,也間接影響法院工作效率。第二,在調解程序的設計上,缺乏調解員的回避制度的設置。從調解員的構成來說,訴調機制往往從工商、海關、律師行業協會等成員單位中選任調解員,且現階段調解員參與訴調平臺調解均是公益服務,完全不收取任何報酬。實踐中,調解員均僅憑個人道德素養規范不當調解行為,訴調平臺缺乏調解員的公示制度,對于分流案件并不事先告知調解員的有關信息,而僅在通知調解時間后,直接安排調解員組織調解,這導致調解員與案件的利益沖突缺乏剛性的回避制度的約束,進而影響平臺公信力的提升。第三,欠缺錯誤調解的救濟制度。訴調平臺很難短時間內全面審查知識產權案件的各個要素,亦很難通過簡單協商對案件的權利歸屬、權利邊界及保護范圍作出準確判斷,缺乏風險防范意識,容易顧此失彼。比如在涉外知識產權案件的調解實踐中,存在調解員對涉案權屬審查不嚴,忽略權利人權利瑕疵的情形。在目前的訴調機制下,沒有給當事人提供錯誤調解的補救程序,一旦調解錯誤,往往難以通過適當程序予以糾正和挽回損失。

3.各地區發展不平衡

從浙江省的實踐來看,在浙江高院指導下,各地法院于2011年開始建立了形式多樣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但呈現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態勢。目前,義烏、寧波、溫州三地已經成立了黨委領導下多方參與的綜合保護平臺,余杭、海寧等地也成立了符合當地產業發展特色的訴調對接機制,但還有一部分地區的訴調對接機制還停留在文件層面,沒有切實有效地貫徹實施。在三大機制推動下,各地法院紛紛成立訴訟服務中心,但訴訟服務中心的服務內容各地法院不盡相同,對于知識產權案件是否納入訴訟服務中心的調解服務各地法院做法不一。知識產權案件出現的周期性、階段性特點又對訴調對接機制的發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礙。如2010年左右,全省涉KTV著作權案件大量爆發,各地紛紛與當地文廣新局或KTV行業協會建立了涉KTV著作權案件的訴調對接機制,但近兩年隨著此類案件數量的減少,這一機制基本不再發揮作用,名存實亡。同時,知識產權案件集中管轄趨勢的增強,浙江地區的專利一審案件集中在杭州、寧波兩家知識產權法庭管轄,對于義烏、溫州平臺而言,如何做好與杭州、寧波知識產權法庭的專利案件對接工作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因此,如何從省級層面解決各地各類知識產權訴調對接中心的整合,使各地均衡發展,是完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重點之一。

4.專業調解人才不足

全省各地在開展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工作時,雖然十分強調知識產權調解人員的專業性,但在人員配備、隊伍素質方面,與有效開展工作還有差距。一是專職調解人員少,兼職調解人員多。如義烏平臺只有服務人員是專職的,調解人員均是兼職,難以保證有足夠的精力了解案情,及時有效地做好調解工作。二是調解人員的素質良莠不齊。有的調解員僅憑德高望重做工作,相關知識產權方面的法律知識、專業技術知識有限;有的調解員有工作熱情,但技巧與方法欠缺。三是調解人員的隊伍不夠穩定。調解人員因完全出自公益或待遇不高,工作環境欠佳等問題,起伏波動大。調解人才的不足,難以滿足知識產權糾紛形式、主體及內容日趨多樣性、復雜性的要求,成為制約多元化解糾紛機制的又一大問題。

5.經費保障不夠到位

經費保障不到位,嚴重影響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機制的構建。現階段,法院雖是牽頭或樞紐單位,但不能保障訴調平臺的經費支出。各地知識產權行政部門建立訴調對接機制的經費大多由主管部門從業務經費中調劑,未納入當地財政預算,往往也難以有效保障,造成部分訴調平臺徒有其名,調解場所、人員、經費均未落實到位,工作無法有效開展。而調解員由所在主管部門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兼任,一方面使調解員有行政化傾向,缺乏公信力,另一方面也導致調解員積極性不高,影響調解成效。

(二)進一步完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意見和建議

1.立法引領,加快對知識產權多元化解機制的地方立法進程

國家層面上,立法機關應當對矛盾多元化解機制構建從整體上予以考慮,整合現有零散的法律規范,制定一部綜合性的法律,明確多元化解機制的功能定位、制度導向、層次架構,厘定公民自治組織、行業協會等社會組織、基層組織、行政機關、仲裁機構等在糾紛化解中的職能,使司法確認專利調解協議的管轄級別與專利案件保持統一,科學、系統地指導和推動矛盾多元化解機制的完善。在綜合性法律出臺之前,最高法院可以通過司法解釋的形式,完善各類非訴訟程序與訴訟程序的銜接。

地方層面上,矛盾糾紛多元化解要納入規范、有序、依法處理的良性軌道,在總結浙江經驗和其他省經驗做法的基礎上,盡快啟動省級層面多元化解糾紛解決機制的立法進程,以地方法規的形式,將多元化解糾紛解決機制改革的成果制度化、法律化,從法律層面促進與推進矛盾多元化解機制建設,保障多元化解機制在法治軌道上健康發展。對于知識產權糾紛這類專業性較強的糾紛,可以在地方法規的基礎上再由法院牽頭,由法院、檢察院、公安、行政部門以指導意見的方式對地方法規的適用作出具體安排,指導各訴調平臺有效開展工作。

2.法院推動,整合形成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的合力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的發揮要求司法在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機制中要起到推動和保障作用,著力點就在于準確把握法院在其中的功能和地位,一方面要內部挖潛,打造過硬本領;另一方面要發揮組織協調與監督功能,為這一機制的良好運行提供程序規范及司法保障。在立法尚未完備的情況下,法院除了在調解的主體力量上給予支持外,還應為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提供程序上的便利并創設良好的規范。如適當放寬提交平臺案件的類型和標的范圍,賦予當事人選擇權以及受案法院根據案情決定是否移交平臺的權力。對于有些類型化案件可以借鑒我國臺灣地區做法,建立強制調解前置程序,調解不成的,才能進入審判程序。[25]借助互聯網等手段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保障案件資料的移交以及調解結果的及時反饋。指導訴調平臺建立符合法律規定和知識產權糾紛特點的調解規范,內容可包括委托手續、調解期限、回避制度、調解協議確認制度、調解錯誤救濟措施等。完善調解協議的司法確認制度,用司法公信力增加平臺的公信力,利用“司法最后防線”的共識,加強對平臺和訴調平臺的業務指導和監督,定期組織法官對調解員進行知識產權法律知識的培訓,提高調解人員的業務素質和道德修養。

知識產權司法保護主導作用的發揮,還需要協調好政府主管部門、檢察、公安、仲裁機構、行業協會等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營造良好氛圍,形成保護合力。知識產權糾紛的多元化解,僅憑法院一家是無法實現的,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其他主體協同聯動、共同參與,才能有效實現。解決糾紛是司法的應盡之責,但作為現代社會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其他各部門的主動積極參與也是這一制度的應有之義。因此,需要在法院牽頭下,以平臺為依托,實現資源共享,形成保護合力。

3.平臺主導,健全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的工作機制

第一,提高認識,加強組織領導。積極爭取省政法委支持,力爭在全省層面成立由黨委主導,法院、政府職能部門業務指導,以知識產權專業調解委員會為依托的多元化知識產權訴調對接機制,使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真正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載體。

第二,加強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建設。一要因地制宜。在知識產權案件數量較多的地區,可以借鑒義烏、寧波平臺的做法建立領導小組和聯席會議制度,將各地分散的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的訴調對接機制納入統一的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在知識產權案件數量較少或者類型單一的地區,也可以根據本地實際與調解組織建立針對某類案件的訴調對接機制。二要明確平臺功能。糾紛多元化解平臺要發揮組織、協調、化解、督導的職能,受理、分流、參與化解知識產權糾紛,推進一站式解決平臺建設,鼓勵根據各地經濟特色,在知識產權糾紛多發、易發領域吸納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進入平臺,更廣泛地解決知識產權糾紛。三要著力解決平臺的保障問題。辦公機構要常設化,有專門的辦公場所,配備專職人員和基本辦公設施,工作經費要列入當地財政預算,積極探索采用政府購買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服務,建立以政府支持為主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的經費保障機制。[26]切實將調解工作經費,調解員的補貼、報酬、獎勵經費等保障落到實處,變軟性規定為剛性措施,保證調解工作正常開展。也可以按照誰受益、誰出資的原則,法院、各行業主管部門等分攤調解人員的報酬補貼、辦公場所等必要經費。四要建立對平臺的考評督導工作。由于平臺涉及的部門多,是個社會系統工程,需要加強考評督導,確保工作落到實處。建議將平臺建設和相互銜接的人、財、物的保障列入綜治考評內容,納入各部門創建文明單位的考核內容,由黨委、政府進行表彰獎勵,對工作不力的單位,予以責任追究。

第三,豐富知識產權多元化解糾紛機制的內容。從義烏和寧波模式來看,平臺解決糾紛的主要方式是調解,而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內容十分豐富,比如可以借鑒國外ADR的成功經驗,將仲裁等模式引入平臺,擴大當事人的選擇范圍。此外,在有條件提供專利檢索與分析服務的平臺,還可以借鑒美國的早期中立評估機制,根據當事人的訴求給出客觀意見,對雙方當事人在訴訟中可能存在的優勢和劣勢進行評估,對訴訟結果進行預判,引導當事人理性維權。

4.網絡互聯,提升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信息化水平

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實現國家治理信息化是互聯網時代的必然要求,而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重要部分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也應該順應信息化的趨勢,用網絡思維推進這一機制的完善。近年來,在線糾紛解決機制(ODR)作為一種新型的矛盾糾紛化解機制,其高效便捷低廉的特性為其快速發展贏得很大的空間和機會,取得了重要發展成就。[27]歐美國家ODR方式體現出強大生命力和優勢對我國多元化解糾紛解決機制的網絡化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而我國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尤其是在浙江這一互聯網經濟繁榮之地,不僅有西湖、濱江法院互聯網+調解工作的有益嘗試,更有全國首家互聯網法院的最新實踐,義烏和寧波這兩個平臺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專業性網站,這些都為大力推進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信息化進程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模板和可供實施的沃土。因此,對于多元化解平臺的發展而言,要建成網上咨詢、評估、調解、仲裁、訴訟為一體的網絡平臺,進而探索包括大數據在內的網絡信息技術在多元化解糾紛解決中的運用,覆蓋糾紛受理、分流、化解、反饋、處理等全過程,實現信息收集、材料傳輸、證據保存、卷宗整理、數據分析、風險研判、糾紛預警等資源的共建共享。[28]西湖法院“在線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平臺現已搭建完成并在西湖區全面推廣試用,這一平臺根據行業需求為各種糾紛類型提供接入端口,可以進行模塊化的組合、個性化的定制,不僅能化解糾紛,還能為矛盾的排查、糾紛的預防控制、數據的積累分析、資源的共建共享等社會治理方式提供技術支持,為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網絡化應用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隨著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平臺必將打破地域和部門界限,實現互通互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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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課題組)


*課題主持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徐建新。課題組成員: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蔣中東,審判員何瓊、陳為;寧波知識產權法庭法官助理洪婧、陳燕;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法官助理葉挺舟;杭州市下城區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長郭彤;杭州市濱江區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法官助理周上琛;余姚市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顧宏斐、法官助理魯納斯;義烏市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庭長王獻華、書記員吳雙舟。

[1]劉友華:《知識產權糾紛解決策略研究:一種博弈論視角》,載《知識產權》2012年第8期,第38頁。

[2]沈偉:《我國知識產權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載《電子知識產權》2015年第08期,第52頁。

[3]倪靜:《知識產權爭議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頁。

[4]倪靜:《知識產權爭議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頁。

[5]范愉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和諧社會的構建》,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頁。

[6]倪靜:《知識產權爭議多元化解決機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66頁。

[7]密歇根州聯邦地區法院規定,當事人任何一方可以在裁決作出后的30天內向聯邦地區法院起訴。

[8]加利福尼亞州北區地方法院的法院附設仲裁規定了當事人收到裁決后有30天時間考慮是否要求法院繼續審理案件,如果30天內雙方都未提出繼續審理的申請,仲裁裁決就會產生等同于判決的效力和強制執行力。

[9]國家知識產權局規劃發展司:《境外知識產權糾紛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研究報告》,第74-75頁,http://www.doc88.com/p-0877213381595.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7820日。

[10]香港司法機構頒布的《實務指示31調解》中規定“法庭行使酌情權裁定訟費時,會考慮所有相關的情況,包括根據法庭可以接納的數據而證實訴訟人沒有合理解釋但不曾參與調解一事。法律代表須向其當事人提出忠告,使他們明白法庭可能會對不曾參與調解但沒有合理解釋的一方,發出不利的訟費令。”香港調解也以當事人自愿為基本原則,但如果當事人不合理地拒絕調解,法庭會在訴訟中考慮他的不合理和不合作的態度,可能會對不合理拒絕調解的當事人頒發不利訟費令,即要求這方當事人承擔訟費。

[11]王寰: 《香港法院附設ADR與內地法院調解比較研究》,《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第18卷第6期。

[12]美國在知識產權訴訟案件頻繁的許多司法管轄區,包括德克薩斯州東區地方法院和加利福尼亞州北區地方法院,都建立了由法庭發起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程序,這些程序鼓勵或者要求知識產權訴訟各方進行某種方式的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

[13]美國特拉華州地方法院在調解程序啟動后,各方面調解工作均由地方法官進行。

[14]德國《促進調解及其它非訴訟爭議解決程序法》和《民事訴訟法》規定,主審法官可指定一位“調解法官”(Gueterrichter)對案件進行調解,而該調解法官由法官、檢察官或者法院工作人員等擔任,但審理法官一般不能參與調解。調解法官并不具有判決的權力,只能主持調解程序。

[15] 2006年第687號法令規定:“司法調解員有權就其秘書、電話、文件和郵資等申請補貼。補貼按季度結算。具體數額由司法部長和預算部長共同確定。” 2008年第561號法律賦予司法外調解中斷訴訟時效的效力,法官逐漸退出調解的第一線,作用轉移到把控調解的總原則和輔助調解展開,協調訴調對接問題。

[16]加利福尼亞州北區地方法院要求,調解員一般應擁有7年的法律執業經驗,或者非法律專業的調解員,但前提是他們擁有相應其他領域的專業證書,以及在聯邦法院民事訴訟有相當的了解。與之相反的是,德克薩斯州東區地方法院在調解員的選擇方面沒有指導性規定,該法院聲明任何被法院認命或得到雙方當事人認可的人員,都可以作為調解員。聯邦巡回法庭有一份經過批準的調解員名單,然而雙方當事人也可以選擇不在該名單上的調解員,只要雙方當事人同意付費。

[17]200273日,日本知識產權戰略會議第五次會議《日本知識產權戰略大綱》。

[18] 2014年英國知識產權法案》進一步擴大了意見服務的主題范圍,首次納入可補充保護證書,規定了英國知識產權局可對注冊外觀設計是否有效等問題出具意見,并規定知識產權局局長有權根據其出具的有關專利有效性的意見來撤銷某項發明專利。

[19]同意進行調解的爭議雙方需要簽訂一個調解協議確認雙方同意通過調解來爭取解決爭議;承認由該局的經認證的調解員來調解;調解地點以及調解費用的分配。調解內容保密,且即使在爭議未解決的情況下,該討論內容也不能在法庭中使用。

[20]根據法國民事訴訟法典第131-5條,獨立調解員候選人除不應當具備法律禁止的情形外,應當證明自己具備糾紛處理的經驗和條件,適合調解的培訓經歷或工作經驗,以及獨立完成調解的能力。

[21]德國于1994624日頒布的《費用修正法》(The Cost Amendment)特別規定:律師如能促成當事人達成庭外和解,除了可向當事人收取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全額律師費外,還可再多收取50%的和解費(the settlement fee)。

[22]例如提供關于其他爭議解決途徑的咨詢、提供調解程序的示范條款、任命有能力的中立的經濟調解員、對調解程序進行管理、在調解成功的情況下給予可執行的權利。

[23][美]道格拉斯·G·拜爾、[美]羅伯特·H·格特納、[美]蘭德爾·C·皮克著:《法律的博弈分析》,嚴旭陽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頁。

[24]惠從冰:《認真貫徹實施<山東省多元化解糾紛促進條例>進一步深化多元化解糾紛的實踐探索》,載《山東審判》2016年第4期。

[25]江蘇省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課題組:《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實踐困境與路徑探析》,載《中國應用法學》2017年第3期。

[26]范愉:《社會轉型中的人民調解制度——以上海市長寧區人民調解組織改革的經驗為視點》,載《中國司法》2004年第8期。

[27]程琥:《在線糾紛解決機制與我國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的銜接》,載《法律適用》2016年第2期。

[28]陳遼敏:《創新型多元化解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與發展——以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為例》,載《中國應用法學》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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